胡星斗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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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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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非常感谢同学们今天晚上到这里来听我们的报告，希望同学们多提出宝贵的意见。我这里讲关于建立现代中华文明这么一个课题，因为我感觉到中国现在是社会道德滑坡，传统的价值观趋于崩溃，急需重建中华文明，属于这种状况。中国正处于2000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关键是要能够建立起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要建立起现代中华文明，所以我这里主要是讲讲什么是现代中华文明。

　　我这里所讲的现代中华文明指的是，一方面要吸收传统的智慧，中华五千年传统不能够割断，比如说儒家的文化，儒家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实际上哪一种文化没有它自己的问题呢，文化它实际上不分先进与落后，实际是不分优劣的，儒家现在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提倡。比如它的仁义的思想，值得我们现在的人继承和发扬。所以我这里所讲的现代中华文明，要以传统的，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基础。同时又要更多地吸收现代文明的一些主流的价值观念，比如说民主、人道、人权这样的一些价值。另外呢，还要继承社会主义，我把它叫新社会主义，要弘扬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那就是公平、民主、共富，共同富裕这么一些思想。要在三个方面结合，一个是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另外呢，现代文明的一些价值要素，共同构成现代中华文明。我认中国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实行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要从官场经济向市场经转变，第二个转变，要从传统社会主义向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第三个转变要从道德滑坡、传统的价值观分崩离析这样一个状况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这是我的总的想法。就是说我这个中国问题学呢，一方面是探讨中国的问题，但是我也更多的强调的是如何建设，中国应当如何建设，更多地强调的是这么一些问题。

　　我这个现代中华文明呢，主要是强调它的制度建设，它的关键是建立一系列的现代制度，这个现代制度呢，就包括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等，我觉得只有实现这一系列的制度的变迁，中国实现现代化才有可能。

　　第一个我讲讲现代国家制度。国家呢，它应当成为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的平衡者，它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只是代表某一个阶层的利益。大家知道，现代都把国家看作是某种合同关系，是一种博弈的平衡，所以现在的三个代表理论，也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国家就应该是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的平衡者，也就是说应当充分地允许各种压力集团、利益集团去影响当局者的决策，最终达到各个利益集团的一个共和，一个平衡。关键是中国人要实现一个共和制度，各个利益的协调。国家呢不能够完全成为一个镇压者的角色，不应该完全是镇压者。还有呢，国家的权力、职权要法律化，必须法律化，而不能够像过去那样的，比如说某个人，他可能没有掌握某种职位，但是他有权威，他有威信，在大家中有威信，因此他照样可以指挥，这个就是不正常现象。

　　职权要完全法律化，政治要规范化，政治斗争、权力交接都必须规范化，而不能够是不择手段。传统的专制政治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规范性，可以不择手段，掌握权力的人往往像个神秘的主教一样，他的行为是神秘莫测的，而现在的社会要求政治规范化。发达国家要进行法治的分权，比如说他们是多个权力中心，省长、市长、县长、中央领导都是独立地选出来的，他要对他的选民负责而不是对上级负责。法治的分权，发达国家没有中央的说法，如果要说中央，他有好几个中央，有立法的中央，有行政的中央，有司法的中央等等，有好几个中央。它们相互制约，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相互制约。还有新闻独立，我把它叫做新闻独立，只有新闻独立才能够起到独立的监督的作用，还有审计独立，审计部门在发达国家也是独立的，而不是隶属于行政，否则你让他查处它的上司，那是不大可能的，让他查处县长、市长那是非常困难的。让他审计去查帐的话，他就不敢查，给他好吃好喝，发个红包，随便翻两下帐就过去了。中央银行也必须独立，在发达国家中央银行也基本上都是独立的，像美国的美联储、德国的联邦银行等等也是独立的。为什么中央银行要独立呢，中央银行如果不独立，它就受到一些急功近利、短期行为的影响。政府它总是追求短期的政绩，就可能导致经济过热，所以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它是独立的，你说让布什总统下令降低利率还是提高利率，那布什没有这个权利，那是格林斯潘他们的权利。所以我们说在发达国家不是三权分立，它可能是四权分立、五权分立等等。当然中国用不着学他的三权分立，但是毫无疑问有一点是必须要学习的，那就是权力要分立，要分开，要互相监督。

　　现代国家制度还应当是实行地方自治，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的差距千差万别，实行地方自治有利于调动各个地方的积极性，当然我们国家现在有自治制度，问题是目前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应当实行一种类似于联邦制的制度。有人问怎样统一中国，我认为统一中国一个选项是联邦制，当然也可以一国两制，可以提出我们主张一国两制来作为谈判的前提条件，作为谈判的主张，但是台湾它是明显的不接受，它不接受最终的结果呢肯定是双方妥协，大陆和台湾双方的妥协，这种妥协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以联邦制甚至可能是邦联制来统一中国。

　　还要建立现代政治制度，也就是说现代中华文明要建立现代的政治制度，要保证人民享有宪法赋予的，像言论自由这样的一些权利。像诺齐克就认为对公民权利是保护还是侵犯，这是衡量国家的行为正当与否的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对国家行为的道德约束。权力的保护不是国家的目的，但永远是衡量国家的行为、对国家起监督作用的一个道德标准。当然我们中国呢，现在是越来越重视人权，十六大也强调要保护人权。

　　还有应当赋予人民创制的权利，创造制度的权利。比如说美国的法律就规定人民具有创制权，什么叫创制权呢，比如说，老百姓中有很多人签名，认为需要通过这么一项法律，老百姓就可以自行起草法律，然后等到下一次地方选举的时候，随同选举一块儿交于表决，一块儿交于老百姓表决，只要达到了一定的票数，你这个法律草案就被采纳为法律。还有，议会通过的法律，假如老百姓不满意，老百姓可以通过人民的公决方式，废除议会通过的法律，这个议会可以包括各级议会，省、市、县、国家，人们可以废除法律，这就是人民的创制权。所以美国上个世纪一共是一万八千多项法律草案交于了讨论，交于了表决，其中38％获得通过，成为了法律，这些法律是人民起草的，不是议会起草的。是人民自行起草的。所以我这里讲的可能是比较理想的制度，赋予人民创制权。

　　现代政治制度包括以程序化的方式和平地过渡权力，实行非暴力政治。过去人们的政治行为有太多的暴力因素，不符合现代文明的规范。比如，过去斯大林肃反，大家知道处决了上百万人，有的人说上千万的人死于非命，50年代初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运动，在东欧一些国家处决了240来万人，都是非常之残酷，像文化大革.命期间云南省委书.记特.务案，一共连累死亡14000多人等等，这就是一种暴力的政治，这是一种过时的理念。现代的政治应当是和平的政治，与对手和平共处的政治。（略）

（2006年胡星斗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