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在华南师范大学的演讲：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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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在华南师范大学的演讲：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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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目前大家都知道，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滞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非常大。中国虽然在金融方面还没有像美国那么开放，所以中国在次贷方面，或者是金融衍生产品方面，还没有出现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本身就没有什么金融衍生产品。但是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扩张，特别是到明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国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怎样来保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当然这个快速增长有一点像是骑虎难下，有人论证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保持8%，否则社会很难稳定，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可能与我们的社会稳定，甚至是所谓的政府合法性联系在一块了，因为政府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经济快速增长、给人民生活带来好处这个基础上，所以中国经济不能低于8%的增长。当然对这一点，我是有所怀疑。

　　目前我们都说GDP不能低于8%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是西方人的一套计算办法，对中国人来说过高GDP增长速度其实意义不像想像的那么大，尽管有意义，但是不像想像的那么大。在西方GDP和它的经济增长质量、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基本上都是同步增长的，而中国不是，中国有可能GDP增长很多，但是企业没有利润、没有经济效益，很多是政绩工程。GDP的数字很高，没有什么经济效益。而且近一些年，整个世界计算生产总值也从过去的计算GNP现在转为计算GDP，我觉得这好象也是在蒙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整个世界不用GNP(国民生产总值)了，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用了，大家都用GDP(国内生产总值)，但是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这种计算方法是蒙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有可能很高，但是GNP可能很低，因为在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外资，GDP就是说你国土上生产总值的总和，不管是中国人创造的，还是外国人创造的，连外国人创造的一块计算，而我们外国人创造的占了很大一部分。我们是出口依赖的经济，而出口中60%是外资在出口，高新技术更高，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在出口。我们国家的经济对进出口的依赖度高达百分之七八十，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四十，而出口大部分又是外资进出口，这样一计算中国的GDP很高，每年GDP增长很多，但是实际上很多都是外国人的，如果要计算GNP，可能就要减掉很多，可能不是现在20多万亿人民币，可能就剩下十几万亿人民币了，所以GDP在很大程度上是哄人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很高的GDP增长。

因此我有一个建议，中国的国情和发达国家完全不一样，GDP没有多少的价值，今后可以不可以国家统计局不要发布什么GDP的增长，就发布人均收入之类的增长速度，这个可能有一点意义。就体现在国民中，可以分成每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当然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暂时还是说GDP吧，中国要改变过于依赖外贸的状况，要启动内需。内需怎么启动呢？中国大概是从1998年开始喊启动内需，但是十年也启动不了，而且还越启动越低。中国国内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从过去的百分之四五十，现在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五，中国居民消费总额占GDP的比例下降为去年2007年的35%，而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一般都在百分之六七十，美国是70%，我们正好是美国的一半，这里是指占GDP的比例。

启动农村的内需　提高农民的收入

　　要启动中国人的消费，关键是要启动农村的内需，因为中国农民占主体，农民的收入还是太低。要启动农村的消费就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收入，当然前几年中央做了几件好事，免除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大多数的农民都已经免除了这些税。但是仅仅靠免税是完全不够的，而且免税的成果早就被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所抵消了，所以中国农民总体上来说，仍然是处于种田亏本的状态，农业生产的成本太高、收益太低，粮食收购价格又是被政府控制的，是很低的，而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又是很高的。中国的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一直很高，改革开放前就很高，改革开放前很高的原因是当时我们国家的战略就是要牺牲农业来保工业的发展，以农业的积累来促进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故意形成一个很大的所谓剪刀差，农民卖出粮食的价格很低，购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很高，这就是所谓的剪刀差，这样就等于农民变相向国家多做出贡献。在改革开放之前，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就已经很高。

改革开放之后也是一样的情况，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特别是经营，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变相的垄断，表面上看起来是放开了，实际上是变相的垄断，造成了高价格。各个县、各个市都要求经销这个地方的化肥，然后价格都非常高。生产资料的价格居高不下，农民的增收就相当困难，实际上种地大多数农民仍然是亏本，那怎么才能够解决农村的问题呢？土地制度改革是一个关键。

还有，前两年中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地新农村的改革、新农村的建设也是如火如荼，热闹了一阵子。但是随之而后，可能到现在差不多偃旗息鼓了。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应当是农民，而不是地方政府。过去我们新农村建设很大程度都是地方政府主导的，结果搞了一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农民得到的实惠太少，因此现在就是要重新确立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人地位。农民怎么才能够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人？就是要通过土地这样的一个中介，他才能够成为主人，也就是说农民必须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样才能够成为农村的主人。成为土地的主人，最基本的就是要求这个土地能够流转、能够转让，能够成为农民的财富、资产，而不是农民的负担。过去土地很大程度上有的地方土地成为农民的负担，土地撂荒，或者是土地没有什么价值。一方面农民必须拥有这些土地的完整的、全部的使用权，土地要能买卖、能出租、能入股；另外一个方面，还要求土地能够抵押、贷款，否则新农村建设也很难取得进步。农村现在是处于金融真空的状态，或者说是正规金融的真空状态，农民很难获得贷款。我们现在给农村贷款有信用合作社，但是信用合作社基本上仍然是政府办的，农民要想获得贷款也是非常难，要请客送礼等等，各个国家商业银行都从农村基本上全都退出了，从县和县以下大部分都退出了，农业银行可能还有一点，邮政储蓄银行只吸收农民的资金，而不放贷，每一年大概六千亿农村的资金又流向城市，农村是一个正规金融的真空。当然农村还有某些非正规金融、地下金融，乡亲之间的互相借贷、高利贷等等这个还有，但是正规的金融基本上完全是一个真空的状态。

　　可能同学们就要问了，国有银行为什么不大量地派驻到农村去呢？实际上国有银行即使派驻到农村，也解决不了农村的金融短缺问题，因为国有银行本质上它还是某种官本位的，而农村贷款的特点是额度小、贷款服务的成本高，而且农村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农民人数非常多，有关国有银行是不可能去了解每一家农户的信用状况，所以贷款很有可能就面临着重大的损失，不知道人家的信用，更何况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有一种心态，认为借了国家的钱就可以不还，不还也无所谓。因此国有银行完全不可能解决农村的金融问题，这不仅是中国这样，整个世界也是如此，不仅是现在这样，古代也是如此，所以有一个梁启超不可能定律，梁启超曾经就论证过国有银行不可能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中国对私人金融又是严格控制，关键就是我们在金融的宏观调控方面能力太差。（未完待续）

（本文是胡星斗2008年在岭南大讲堂及广东一些市县领导干部讲堂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