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发展目标探析：如何理解全球标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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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讲的内容是关于先行示范区的目标，重点是围绕中央先行示范区《意见》中的内容展开。《意见》中提出的三个阶段发展目标，大概是212个字，分别提到了2025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

　　一、关于深圳先行示范区的第一个目标，《意见》明确提出来到2025年要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首先这一发展目标与深圳建市和建特区以来所形成的发展追求、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高度吻合，可以说体现了中央对历届深圳市委市政府所提出的目标完全认可、高度肯定。根据本人对1990年以来深圳市历次党代会所提出的目标梳理，基本上都涉及到三个主题词：一是国际性，最早叫国际性，后来演变成国际化，二是创新型，三是现代化的内容。尤其是2015年5月第六次党代会上所讲到的深圳发展目标提法，跟《意见》中央对深圳的发展目标要求完全一致，都是叫“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由此可见，中央对深圳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高度认可的，对深圳市所提出的总体发展路线是高度肯定的。

　　第二，中央不但高度认同深圳的发展目标，而且还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什么说要求更高？大致分析有两个判断依据。

　　一是《意见》开宗明义提出“深圳已经成为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和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这是中央对深圳40年发展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充分肯定，而对七年后深圳的发展目标是在国际化、创新型这两个主题词的基础上加上了现代化一词。

　　可以说“现代化”是无所不包的，涉及到经济、社会、民生、生态等各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从现在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演变到七年以后的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所提出的发展内容毫无疑问明显扩展。

　　二是从第一阶段发展目标的相关指标来看，第一阶段未来七年的阶段性目标写得较为具体，相对而言第二阶段2035年、第三阶段到本世纪中叶写得相对简要一些。

　　具体来看，

　　第一阶段所提出的目标涉及五个方面，其中有四个方面都是对标国际最先、国际最优、国际最高、国际最强。经济实力和发展质量要进入到全球城市前列，研发强度和产业创新能力要进入世界一流，公共服务水平要进入到国际先进水平，生态环境质量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见这四个指标毫无疑问是从国际上最领先的要求提出来的。

　　第五个指标是关于文化软实力，没有像前述四个指标那样是对标国际最先进、世界最领先，而是用了“大幅提升”这几个字来表达。为什么不用对标的方式，而是用大幅提升的方式？我理解有两个方面：过去大家说深圳是文化沙漠，现在没有人再如此提，因为深圳的文化事业取得快速发展，文化软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未来还需要更大提升，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现在中央提出要坚定“四个自信”，其中就包括文化自信。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前提下，不能去否定我们的文化、去对标其他文化进行发展，为此采用了大幅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表述。

　　第三，再进一步分析，《意见》提出的第一阶段发展目标不但是高度认可、更高要求，而且还表现为更高的任务，任务更重，责任更大。这里只简单选用一个指标加以说明。中国社科院和联合国人居署前不久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发布2019年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这个报告是基于全世界50万人以上的1007个城市进行排序分析研究，深圳的经济竞争力高居1007个城市的第四名，在中国上榜的城市中深圳排在第一，深圳的很多指标毫无疑问跟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明显领先，包括我们前面分析要求更高时提到的研发投入、产业创新能力等，可以说已经进入到世界比较领先的地方。

　　但是要看到深圳即使在这一领先的指标上仍然有所不足，深圳的研发成果转化为产品、产业的能力较强，但是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有所不足，特别是在大学、国家实验室、重大科学装备等方面有所不足，这是需要我们看到的。同样在这个榜单上可以看到，深圳的城市等级只能为B级，如果说A级城市叫一线城市，B级城市毫无疑问只能算二线城市。

　　最近中国社科院这个团队在宁波又发了最新榜单，深圳的城市等级评为C+等级，表明深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外还是在这个榜单上，深圳的可持续竞争力排名第48名，同样表明从对标国际一流、世界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来看，深圳的差距还是是比较大。

　　第四，深圳承担的功能和要发挥的作用更大。对此可以从《意见》中提到的“三个有利于”来做分析。第一是有利于形成改革开放的新格局，第二是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国两制事业的新实践，第三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路径。除此之外，深圳的“两个重要窗口”作用也进一步提升，这里就不展开分析了。

　　二、接下来分析第二阶段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发展目标。我刚才提到它没有像第一阶段写的那么具体，但是它又比第三阶段写的丰富一点，文字多一点。从《意见》中提到的第二阶段发展目标来看，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在国内方面深圳要承担的功能、要发挥的作用，可概括为高质量发展典范和现代化强国范例；二是在国际上深圳要发挥的功能、要发挥的作用，可概括为综合经济实力世界领先、全球创新创业创意之都。

　　对这个部分的内容，我有以下几个认识。

　　第一，从时间节点来看，毫无疑问对深圳提出的要求显著增强。十九大报告提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分两步走，即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比之下，

　　《意见》要求深圳到2035年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对深圳整整提前了15年。从这个角度来看，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的特点得到了更好体现。

　　第二，从深圳在第二阶段所要扮演的国内目标和任务来看，包含了高质量发展典范、现代化强国城市范例两个内容，同样任务艰巨，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我认为重点有如下四项工作：

　　一是为全国转化发展动力提供深圳样板。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两个文件，深圳的国家战略定位不但显著提升，而且在大湾区建设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明显增强，特别是在创新驱动方面，要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要发挥好关键作用。

　　二是为全国优化经济结构提供深圳案例。主要是在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建设中增强深圳的优势、弥补自身发展的不足，通过强链、优链、补链、延链等方式，探索出优化经济结构的生动案例。

　　三是为全国转换发展方式探索深圳经验。如何在不改变行政空间的前提之下，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寻找新的更大发展，这是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应该承担的重要功能。具体路径包括国土空间改造（如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为导向的老旧工业区改造、城中村改造等）、区域合作、深汕合作区飞地模式等内容。

　　四是为全国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深圳经验。前面我们提到深圳40年发展成就明显、经验也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较为成功地处理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2017年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激烈争论，涉及到政府和企业的边界怎么划定的问题，可以说深圳比较好地进行了一些探索，形成了林毅夫教授讲到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做法。具体的工作包括：以要素配置为重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海合作区和自贸片区为重点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等等。

　　从第二阶段的国际目标来看，包括综合经济实力世界领先、全球创新创业创意之都两个方面。这里稍对后者进行分析。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中对深圳提出的目标是全球创新创意之都，而到了先行示范区《意见》则增加了“创业”两个字，变为“全球创新创业创意之都”。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深圳如果能够把创新、创意所取得的成果转化为创业，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三、关于先行示范区的第三个目标——全球标杆城市。什么叫全球标杠城市？我理解应当包括三个条件：一是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处于最高级、最顶层，二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达到硬的要求，例如成为全球战略性资源集聚配置中心、全球战略通道和战略性产业控制中枢、跨国公司总部优先汇聚地等等，三是能够代表所在国家参与全球城市竞争与治理，具备较大话语权和软实力，这个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全球城市正在进行迭代，从1.0到2.0，能够被称为全球标杆城市的，目前大家认为可能也就三个城市，纽约、伦敦、东京。显然，全球标杠城市的远期目标对深圳既是伟大使命，更是巨大考验。

　　四、通过对《意见》中提出的三个阶段发展目标的简要分析，可以得到如下三点启示：

　　第一，深圳的国家战略地位明显上升。通过比较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深圳先行示范区《意见》，可以明显看到深圳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显著提升。

　　第二，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核心引擎功能显著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存在三个增长极或者说三个极点，其中“深圳+香港”去年的经济总量超过4.8万亿，远远超过“广州+佛山”、“珠海+澳门”两个极点，《意见》对深圳提出了更高发展要求以及与此相匹配的支持性政策，如前面提到的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发挥关键作用，这都表明深圳应当在大湾区进一步增强核心引擎功能、更好地发挥核心引擎作用。

　　第三，关于深圳战略定位的提升路径问题。《意见》出台后社会上一些人认为是不是要用深圳来取代香港，我们说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有三个理由：

　　一是深圳市谋划先行示范区早在2017年以来特别是去年下半年重点推动，现在《意见》在8月份出台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二是如果说深圳以往的发展成就并不是通过取代其他城市来形成自身的发展，那么先行示范区赋予深圳的重大发展目标特别是国家战略定位的提升也不是要取代其他城市的方式来取得新的发展。事实上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还有利于支持香港的发展，这就是《意见》提到的三个有利于中的第二个有利于，即有利于更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和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

　　三是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根本路径，就是要通过《意见》所提出的“五个率先”来实现。

　　//本文系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在11月20日由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马洪基金会承办的“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高端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