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读者共赴文学之约

这世界属于我

作者：丁杨  关注诺基亚小说网，有帮助！

上图依次为：薇罗妮卡·彼得斯VS周国平、卫浩世VS赵启正、乌尔利克·考茨VS阎 连科、尤迪特·海尔曼VS张悦然、巴斯·波特舍VS于坚

女诗人翟永明呼唤诗歌的音乐性
　　在本届BIBF现场，主宾国德国展区是绝对亮点。多项活动渐次上演，充分印证着浸满德国文化元素的“灵感与创意”主题。由贝塔斯曼直接集团与德国图书信息中心联手推出的“蓝色沙发”与“文学玻璃盒子”，则为读者奉上十场精彩的中德对话以及形式别致意蕴深刻的听书体验，可算是德国展区的主角。
　　今年的“蓝色沙发”活动同往届相比，最大区别在于有主宾国人士参与，所有对话都是在中国作者同德国作者之间展开。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话的视野，丰富了表达的内涵，更令现场观众在以往凭借此项活动与中国作家实现面对面接触的基础上，难得地集中一瞥德国作家的风采。为了最大限度实现今年“蓝色沙发”的价值，现场设置也较以往开阔得多——符号化的蓝色沙发摆在最前面，观众席则是一行行纯白、舒适的软长椅。现场观众除了从每一场对话的作家表述中获益匪浅，依旧有机会发问，贝塔斯曼方面还特别制作了一些小巧的蓝色沙发模型现场发送。
　　每当一场思想碰撞、言语交汇的对话在“蓝色沙发”上演，都有大量观众用心倾听。语言的隔阂与文化素养的参差早被弥漫在活动现场的浓厚文化氛围所覆盖，而与“蓝色沙发”咫尺之遥的德国展位的其他活动进行正酣，喧嚣与平静在这方空间有戏剧性的融合。
哲学·宗教
　　曾做过12年修女的德国作家薇罗妮卡·彼得斯与学者周国平的对话是“蓝色沙发”的开场，自始至终洋溢着浓厚的哲学意味。薇罗妮卡说起自己当初信奉天主教，首先是审美需要，当然也受到具有人格魅力的人的感染，这对她此后半自传作品《两只箱子装什么》的写作无疑颇有助益。周国平的表达很幽默，他承认自己和薇罗妮卡的共同点都是用心灵写作，都是业余作家，但是“我跟她最大的区别在于她做了12年的修女，而我没有做过12年的和尚，没有受宗教熏陶这么长的时间”。他觉得哲学所表达的问题与所追求的目标和宗教是一样的，都是精神的问题。对此，薇罗妮卡相信宗教和哲学是姊妹，宗教提供了一种思考，也是一种探索方式。她认为人总是在发问，而哲学和宗教亦然，都在发问中探索。
　　说及尼采，这些年做过不少尼采作品译介工作的周国平表示，自己确实受到尼采很大的影响，尼采的思想唤醒了他内心很多原本压抑着的东西，“我最好的作品都是在阅读尼采的时候写出来的”。薇罗妮卡介绍道，因其在修道院生活多年，自然涉猎很多宗教及哲学书籍，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努尔西亚的圣本尼迪克特。
文化差异·语言隔阂
　　十场对话都在中德双方作家（学者）中进行，关于文化差异与沟通方式的话题自然被屡屡提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就在与法兰克福书展前主席卫浩世的对话中谈到中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的现象，他总结的原因是，缺乏向海外推广的力度，翻译能力有限，中国科技水平有待提高。卫浩世则把图书同其他商品区别开来，同时肯定了中国出版人这些年来在“走出去”上做的努力，但还嫌准备不够充分，“当你到了法兰克福书展，有了同全世界出版同行交流的机会却没有一份详尽的外文资料以便使对手尽快了解你，这是不行的”。他介绍了德国为缩短同美国之间版权贸易逆差的做法：“我们去纽约建立德国信息图书中心，在一个困难的市场要主动出击。”
　　语言，是不同国家间交流的一道屏障，也是全球书业交流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赵启正认为阻碍中国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世界上说中国话的人特别多，但说中国话的国家却很少”，国际出版商联盟副主席海曼则表示，不能把语言作为借口，他觉得中国在输出文化和版权的工作中需要更主动。在德国作家克里斯托弗·彼得斯同中国作家叶兆言的对话中，则说到中外文化的相通之处。叶兆言根据中国神话“嫦娥奔月”、“后羿射日”创作的《后羿》引发彼得斯对欧洲，特别是德国文学创作中从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取材的话题，他认为，在后现代的写作中，神话题材可以像个资源库一般不断被利用。
　　说起语言隔阂，表现得最突出的方面莫过于中外文学作品的互译。曾译介过王蒙、余华等中国作家作品的2007“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得主，德国翻译家乌尔利克·考茨觉得，之所以德国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接受程度有限，翻译的原因不可忽略。作家阎连科则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德国读者对中国文化不了解。乌尔利克·考茨操着一口流利汉语回应：“中国作家的写作讲究篇幅，如果把中国作家300多页的长篇小说译成德文，就会将近600页，这对读者来说太长了。”阎连科分析，中国作家之所以写作篇幅较长，是因为中国人喜欢讲故事，他也表示，《百年孤独》只用了20多万字就写了一百年的历史，这是最值得中国作家学习的。针对德国学者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阎连科觉得也有翻译的责任，因为“好小说是无法翻译的，一部小说能被翻译得好是因为其有一定的缺陷，翻译是另一种创作”，他说，一个作家写出垃圾作品是正常的，但他写不出好作品是不正常的。针对顾彬“不是翻译家的作家就不专业”的观点，年轻的女作家张悦然认为，今天的作家如果能像鲁迅、林语堂那样用两种语言写作自然是好事，多一种语言可以多一种思维方式，“但是少一种语言并不代表我们就是盲的，我们仍旧可以看清世界”。
　　诗人翟永明在与德国女作家塔尼亚·丢克斯的对话中谈到诗歌的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成其他语言后，丧失了最精华的部分。当代诗歌的翻译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很多精华的东西真的无法翻译。有位作家曾经说，翻译就是丢失诗歌中最好的部分，我同意”。
　　塔尼亚·丢克斯已有几首诗被翻译成中文，她的一本小说也正在翻译中，她表示，翻译对诗歌来讲终究是个问题，因为诗歌总是要留下一种所谓的秘密，留下一种不可消解的东西。
女性写作·作品中的女性
　　张悦然同德国女作家尤迪特·海尔曼是中、德两国新锐作家的代表，她们的交流自然离不开对于女性文学等话题的探讨，张悦然心目中的女性文学就是女性写的文学，她同时认为文学或许不该这样来划分，这并不具备特别含义。她在阅读女作家的作品时，会有更多共鸣，“可能因为这些女作家比男作家能更深入了解女性的心理”，对此种感觉，尤迪特·海尔曼表示认同，她说，“女性文学的概念更多体现在书店贴着标签的某个角落，或许专门去找来一读的人并不多。我认为女性文学也应包括男性写的有关女性的文学”。
　　当“蓝色沙发”主持人在现场向作家毕飞宇和德国作家彼得·施塔姆问及为何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如此鲜活？毕飞宇露出无奈的笑容，显然这个问题已被问得太多，他说已对这个话题感到“恐怖”，“几乎每位记者都要和我谈起关于女性的话题”。他的小说中曾写过那么多女性角色，是因为“更看中女性身上天然的那种戏剧性，作为男性作家，在刻画女性的时候会更放松”，他坦承自己非常喜欢通过写作的方式，在自己架构的虚拟世界中和不同的女性角色相处。彼得·施塔姆则表示，自己在尝试从女性角度来写女性，来叙述故事，好在“如今的叙述方式很多样化，男性作家用女性视角来写女性是很普通的事情”。
写什么·为何而写
　　写什么和为何而写是所有作家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德国学者乌尔利克·考茨向阎连科抛出了尖锐问题：“国外有些评论家说中国作家在写作时老期望获得诺贝尔奖，您有何看法？”阎连科回答：“中国作家确实希望拿到诺奖，这不仅仅是中国作家的期望，也是全世界作家的期望。但是中国作家并非像媒体渲染的那样人人渴望拿诺奖，写作的时候更不会想着这个奖。”谈及中国作家的写作是否有“媚外”嫌疑，阎连科说，中国作家用汉语写作，作品首先要让中国读者和评论家认可，如果一位作家在中国毫无影响，很难在海外有很大的影响。
　　主办方安排中国作家冯唐与德国作家雅各布·海因同场对话中可算别具深意：都是70年代生人，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均为医学博士出身。不同的是雅各布·海因目前是儿童心理医生，而冯唐则在咨询公司做顾问。对话从医学对写作的影响开始，雅各布·海因的回答很实在：“医学对我很重要，我要靠这个职业吃饭，医生工作可以给我很多自由时间用来写作。”他相信医学会带给自己一种思维特征，对思考和写作都不无裨益。冯唐则用了个比喻，“我觉得学医这八年就像学画画的人学素描一样，了解基础是什么样的”。二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分别在北京、柏林长大，都有长期的大都市生活背景，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渗透进各自的写作中。冯唐对北京的评价是，非常丰富，这种丰富性来自多个层面，多旧多新的东西，多傻多聪明的东西，多文学多不文学的东西都会在一起。雅各布·海因的第一部小说《我的第一件T恤衫》则饱含自传痕迹，写的是他成长的经历，“以自传体方式来写有一个优势，可以真诚表达最个人、最内心的东西，可以触及事物核心”。冯唐觉得，一位作家写什么不写什么，首先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不能逼着自己写，“不要认为这个时代需要他写什么，读者需要他写什么，评论家需要他写什么，市场需要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这些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要觉得这个事情我要这样写，我一定要这么做，就可以了”。
诗歌的写作·互动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诗歌这种文学样式的边缘化都是不可回避的。诗人翟永明认为，诗歌变成比较边缘化的写作而无法同小说和散文创作相比，这样的状况是全球性的，原因很多，主要还是与这个时代的发展有关系。她谈及在中国古代诗歌是用来吟诵唱咏的，同音乐相连，这也是诗歌曾经繁荣的一种传统，只是“这个传统在今天已经慢慢淡化甚至消失，诗人也不再那么讲究音乐性，更很少朗诵，今天的诗歌和读者距离比较远，也是因为我们把诗歌中的音乐性丧失了”，这种情况在国外要好一些。翟永明当初在成都开白夜酒吧，也有为诗人提供一个聚会、朗诵场地的用意，“希望能部分恢复一些诗歌的朗诵传统，我期待今天的中国诗歌能传承古典诗歌的音乐性，当代诗人很多都不喜欢朗诵，包括我自己，越是如此越无法关注诗歌的音乐性”。似乎为了同久违的朗诵重逢，翟永明欣然接受主办方的邀请，来到德国展区的“文学玻璃盒子”中，投入地朗诵起自己的作品。
　　说到“文学玻璃盒子”，这一首次出现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的作者与读者互动形式，成为“蓝色沙发”之外又一亮点，几乎每一场“蓝色沙发”对谈的前后都有一位中国或德国作家捧着自己的书走入其中，隔着一层玻璃，作家和读者彼此清晰可见，声音却是完全隔离的。作家在里面朗诵自己的作品，玻璃外的读者可以坐在舒服的椅子上，拿起同作家声音相连的耳机，听听作家的声音，借此感受文学的另一种魅力。
　　参与“蓝色沙发”最后一场对话的德国诗人、多媒体艺术家巴斯·波特舍正是“文学玻璃盒子”这一文学交流平台的创意者。他强调诗歌的口语化与听觉效果，创作了“门框撞响”这种诗歌形式。与其对话的中国诗人于坚本来很反感中国式的大庭广众之下的朗诵，但非常欣赏“文学玻璃盒子”这种方式，“玻璃盒子里面是安静的，但外面是喧嚣的，玻璃盒子正好表达了一种诗歌与生活的关系，是在喧嚣时代为我们保存灵魂的地方”。巴斯·波特舍介绍：“‘文学玻璃盒子’还有一种保护的意思，是呵护诗人和诗歌的一个空间。在嘈杂的环境中，诗歌为了呈现出来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它就营造了一个相对封闭但是又可以沟通的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文学玻璃盒子”在保护作者有个安静空间的同时，并非通过扩音器将朗诵传达给读者，而是通过多副耳机使读者主动选择聆听，为了让现场的中国读者也能领会德国作家的朗诵内容，巴斯·波特舍还专门在“文学玻璃盒子”内设置了中文字幕显示。　（实习记者张彦平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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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秋，“贝塔斯曼蓝色沙发”诞生于欧洲。迄今为止，包括君特·格拉斯在内的数百位全球文化知名人士应邀做客蓝色沙发。自2002年首次现身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来，“贝塔斯曼蓝色沙发”已经邀请了包括莫言、刘震云等在内的三十多位知名作家和文化人士。作家毕飞宇在“文学玻璃盒子”中朗诵自己的作品。
（编辑：马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