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 体制改革反腐败
胡星斗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体制改革反腐败
导读：
中国目前还存在官本位的某些特权制度，如享受某某级别待遇，他就有配备有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勤务、保姆、专车、住房、高级医疗等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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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是政务官与事务官分开：西方低级别的事务官几乎是铁饭碗，可高级别的政务官却是临时工，随时可能下台，下台后就失去了一切官场待遇，包括薪水。新加坡的官员由独立的管理委员会考核、任命。中国的大部分官职来自于任命，必然出现买官卖官的现象，所谓的“市里领导是跑出来的，县里领导是送出来的”。现在（指演讲时的2008年）一些地方买官卖官几乎公开化、合法化，有的人贷款买官。所以，中国的人事制度应当透明化、民主化，任命官员之前应当过民意关，凡是民意支持率不到50%的，就不允许任命。
中国目前还存在官本位的某些特权制度，如享受某某级别待遇，他就有配备有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勤务、保姆、专车、住房、高级医疗等特权。卫生部的一位副部长说，全国党政干部200万人长期请病假，其中40万人长期占据干部病房，一年开支500亿。中国卫生经费仅占GDP的2.7%，美国占GDP的13.7%，就这么一点钱，中国80%的卫生经费还被各级干部所使用。
反腐败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变权力市场经济、官场经济的现状。目前，行政垄断造成的租金和利益是最大的腐败。现在某些官僚利益集团、资本利益集团、学者利益集团相互勾结，损害民众的利益，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某些官僚利益集团。官僚利益集团又可分为部门利益集团，如电信电力石油石化农资烟草，地方利益集团，如陈良宇等。权力市场经济、官场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权力剥削，马克思只注意到资本剥削，没有注意到集权所造成的权力剥削反而更加野蛮、残酷、落后。资本剥削发生在初次分配，权力剥削发生在二次分配；资本剥削同时创造财富，权力剥削只是掠夺财富。
据报道，中国的企业行贿排名全球第二；政府投资的失误率达到30%；国企改制，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中国3200多亿万富翁中90%以上是特殊子弟，达2900多人；目前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是其他行业职工的5~10倍；中国网通山东省分公司职工的月均工资基数为2.13万元，月人均缴存住房公积金6389元，职工的实际年收入高达30万元！可石油、电力、电信、烟草、农资、银行等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仅为发达国家同类企业的1/10~1/100；国家电力公司一次开会，每人每天花8千元。
改变权力市场经济的措施有：
反垄断，分拆垄断企业。改变垄断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以及部门立法、利益集团立法、立法扩权、立法侵权、立法违宪的状况。
减少管制，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制定《行政许可法》实施细则。规范集中采购、招标投标制度。目前中国只有10%的政府采购进行了招投标。为了规范招投标，必须建立独立的监控小组。
加强法治建设。中国必须改变法律是权力的奴仆的状况。改变一些地方突破法律、抓大放小的行为，有的地方将刑法中5000元的起刑上升为5万、10万元；据最高检通报：全国的渎职犯罪免刑缓刑率高达95.6%。黑龙江绥化市马德案涉及官员265人，涉及部门一把手50多，为了避免政府瘫痪，于是抓大放小，不追究一些贪官的刑事责任。
中国要修改刑法，与国际接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定义腐败为“不正当好处”，所以，贿赂不仅为财物，应为“好处”，免费的宴请、服务等都应算作腐败。按照这样的国际标准，中国的腐败人数还要翻番。
美国农业部长因为分别接受价值64美元、100美元、510美元的门票、飞机票而下台；俄亥俄州长塔夫脱因为5800美元而被起诉，包括高尔夫、曲棍球门票和免费的宴会。
中国刑法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才算贿赂。那么，为了正当利益如为获低保，就可行贿受贿？
刑法还应加大对渎职、单位犯罪、行贿的处罚力度。对于不明来源财产，按照国际惯例，应认定为受贿金额。目前一些贪官的不明来源财产是认定的受贿金额的5~10倍，不明来源财产最高只判5年刑，于是鼓励了一些贪官“失忆”，一些办案人员被人打了招呼，不深入调查。所以，中国应当学习发达国家实行腐败推定原则，对官员、公职人员、富翁、公司等强势阶层都实行有罪推定。
中国还要改变犯罪成本低的问题。上市企业某钢构通过发布虚假消息，违规获利76亿，董事长获利28亿，可罚款只有20万元，这样的制度是鼓励欺诈的制度，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
而发达国家对违法的处罚极其严厉。美国一家三口开着通用公司的汽车出了车祸，女儿受伤，通用公司因为无视设计缺陷可能给消费者造成的危害，被美国加洲法院裁定属于道德问题，惩罚性赔偿43亿美元。世界五大会计事务所之首的安达信公司，因为做假账主动赔偿20亿美元还不够，最终被美国司法部逼迫破产。
还应严厉打击商业贿赂和贪官外逃。据报道，中国一般工程的回扣率高达5~10%，某市政府门前400米路花了400万，每米1万；路灯在一般市场上买3000元一个，可是政府采购花了15000元一个；一些招投标也是假的，招标公司给官员20~40%的回扣。企业陪标，以低价中标然后高价签合同，评标委不是随机抽取的专家而多为采购方代表，采购办公室自收自支，回扣腐败合法化。
发达国家的一切采购都须经议会同意，然后公开招投标，网上公布违规违法的黑名单。
中国还应打击“期权腐败”、儿女“代理腐败”。打击洗钱活动，中国每年洗出去的黑钱高达3千亿元；贪官外逃达4000多人，携带出去500亿美元。
打击贪官外逃，一要加强护照和出入境管理，为什么假身份证也能办护照？为什么有的人拥有十几本几十本护照？陈良宇拥有27本真名和化名的护照；二要加强金融和财产监控，对于大额交易与财产转移实施实时监控，实行财产实名、财产申报、财产稽查的制度；三要建立黑名单制度，重点监控那些多次出国、妻子儿女已经在国外的官员。
还要改良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人情文化、官本位文化、贪渎文化、谋略文化、无规则文化，人们热衷于走捷径、走后门、拉关系、玩手腕、请客送礼，腐败生活化了，腐败成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由于竞争激烈，守规则往往成本高，不守规则成本低；历代统治者不怕贪，只怕反；低薪养贪以便控制；专制社会淘汰清官，有民谣说：“人家捞，你不捞，老婆说你是草包；人家赌，你不赌，背后说你二百五；人家嫖，你不嫖，大家一起造你谣”。
光靠道德纯洁运动是无法改变腐败生活化的状况的，如果没有民主法治，道德运动只能强化官员的做秀作假心态，加速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老百姓顺口溜说：“‘三讲’会上说假话，‘三讲’过后胆更大”；“工人在下岗，农民在上访，腐败分子在‘三讲’”。
腐败分子连悔过书都是假的。安徽省某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张绍仓受贿受审，他在法庭上含泪念完了悔过书，后者记者发现悔过书是抄袭的。
总之，中国的反腐败不是没有希望的。民主监督太难，但媒体监督、群众监督、财政监督比较容易做到。中国应当制定廉政指标体系，包括：行贿受贿指标、经济违规违法指标、职务消费指标、预算与监督指标、举报与处理指标、集中采购指标、招标投标指标、不正之风指标、政务公开度、收入公开度、群众满意度等，而各“指标”、“度”又由被查处的案件数量、涉及人数、涉及金额、群众打分等决定。廉政指标体系应当既体现“治标”又体现“治本”，既重视组织、制度的作用又重视作风、民意的重要性，既反映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又反映接受好处、服务、拉关系、走后门、“三公消费”的“软腐败”。建议国家把廉政指标体系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完）
（2008年胡星斗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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