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深圳奇迹”的密码
从我国最初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来看，深圳不管是在GDP还是人均GDP上均远远超过其他三个经济特区（珠海、汕头、厦门）。而且，在2018年，深圳的GDP超2.4万亿元，首次超过毗邻的香港，成为亚洲经济总量排名前五的城市，中国大中城市排名前三。长期以来，深圳在全国经济特区经济总量中一直保持在60%的比重，深圳确实创造了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那么“深圳奇迹”到底存在什么密码？笔者认为，“探索逻辑”“辩证思维”和“实践理性”是深圳40年发展史的重要经验，更是一种方法论。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这些经验和方法论已经让深圳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标杆；甚至在未来，深圳若能从“竞争优势”赢得“绝对优势”，这些经验和方法论也必将成为其继续前行的“利器”。在“探索逻辑”下利用禀赋优势
回顾深圳40年发展史，“机缘禀赋（天时）、地缘禀赋（地利）和人缘禀赋（人和）”是中国对外开放在深圳起步的重要决定因素，也是“深圳奇迹”的禀赋优势。所谓“机缘禀赋”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具体时间是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所谓“地缘禀赋”就是地理上的优势，深圳濒临香港，地理上的临近使深圳得以抓住了香港产业转移的机遇，大量的港资在深圳开展“三来一补”业务。而所谓“人员禀赋”，就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拥有最初、最大、最广的“人口红利”。这种禀赋优势让深圳获得了大量的外来资本和廉价劳动力。
虽然“天时、地利、人和”为深圳创造了“三位一体”的禀赋优势，但是在经济特区创立之初（特别是头十几年），经营管理、工业区开发、人事制度、医疗制度、社保制度等方面的经验都严重不足，需要在“探索中”前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认为办经济特区没有现成的经验，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换句话说，经济特区没有现成的经验，需要通过“投石问路”，从中探索经验、总结经验和推广经验。
在“辩证思维”下推动创新转型
从“深圳速度”到“深圳质量”，需要思考的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深圳制造”到“深圳创造”，需要谋划的是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从“贴牌生产”到“自主品牌”，需要探寻的是价值链的攀升路径。这一切均体现了深圳从“三来一补”到“创新转型”的发展之路，更体现了深圳在辩证思维（即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下的转型轨迹。
第一，对立统一规律。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深圳面临和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一样的困境，地租和人力资本迅速攀升，原有的禀赋优势渐渐地成为了一种发展“瓶颈”，迫切需要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很多企业因为经营成本的提升而从深圳外迁，例如华为把终端总部（手机、平板）迁往东莞松山湖（华为小镇）。“创新转型”与“企业经营成本上升”成为了相互对立的矛盾体。如何将两种“对立”的矛盾体统一起来，进而成功推动深圳“创新转型”，将考验政府的施政智慧。
第二，量变质变规律。深圳凭借“机缘禀赋（天时）、地缘禀赋（地利）和人缘禀赋（人和）”三位一体的禀赋优势，获得了扎实与优越的发展基础。从“深圳速度”到“深圳质量”、从“深圳制造”到“深圳创造”、从“贴牌生产”到“自主品牌”，都是“量变质变规律”的集中体现。
第三，否定之否定规律。这集中体现在深圳推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转型”的思辨逻辑。由于濒临香港，深圳选择“创新转型”的道路，实际上是对比20世纪70年代香港转型的经验，在否定香港转型模式带来的“不良后果”和否定深圳复制香港转型模式的基础上，战略性作出“创新转型”的科学抉择。
在“实践理性”下打造有为政府
制度创新是特区创新之母。从禀赋优势到创新转型，特区在政策方面具有很多的“灵活性”和“变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予经济特区政府上具有在“实践理性”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政策便利。从建设“敢为天下先”的经济特区到建设以“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均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学。深圳市政府突破“本本主义”的牢笼，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或“有限理性”思想，而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理性”下带领深圳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市场发展之路。
所谓“实践理性”，指的是深圳政府的一切改革思想和体制机制创新均来源于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探索“试错”“容错”“纠错”机制，作出的“理性思考”和制度创新。这种“实践理性”下的决策，孕育了富有“韧性”的市场化营商环境，使深圳成为我国创新、创业和创意的“天堂”。换句话说，在“实践理性”下打造出一个“有为政府”，进而孵化出“有效市场”。因此，深圳能创造出具有持续生命力的“蛇口模式”，也能孵化出一批追求卓越的伟大企业（如华为、腾讯、朗科等），更能培育出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如任正非、马明哲、王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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