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范立欣：纪录片IP的开发是目前产业发展的重要议题
一个纪录片IP如何树立？又如何去思考IP的衍生市场？比如《上学路上》这样一部纪录片，法方在国际市场出版了画册、故事绘本、视频与动画结合的互动教学内容、线下的巡回展览，都有很大的市场潜力。--范立欣
2010年，可以被粗略地认为是中国纪录片产业化的发端，纪录片所谓的"春天"正是从那年开始。
这一年，一部记录中国农民工过年返乡的《归途列车》，获得第26届圣丹斯电影节纪录片评审团大奖、第83届奥斯卡奖纪录片奖提名，第33届新闻及纪录片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这样一部独立纪录片，掀起了巨大的探讨，但它终没能在院线广泛上映。
当年，中国电影市场取得了60亿元的票房，但其中，并没有纪录片的贡献。那时，范立欣很明白，人们还不习惯把纪录片当成电影。
之后，范立欣尝试着更多元化的表达，也不断在市场做更多探索：《我就是我》关注一群选秀歌手的成长，在院线大规模放映；成为BBC《地球脉动》第二部《地球：神奇的一天》联合导演，尝试国际化制作……
从媒体纪录片到独立纪录片，到纪录电影，再到国际联合制作，"外壳"的变动没有让范立欣的目标发生偏移，他要坚持一种表达：用自己的方式，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
访谈实录:
《电视指南》：您最近好像比较沉寂，在做创作吗？
范立欣：最近在做一个国际联合制作纪录片《上学路上》。它是由一个法国的IP发展出来的，最早是一部纪实文学，作者走访世界各地偏远地区，看那里的孩子怎么上学，之后被一位法国纪录片导演拍成纪录电影。在欧洲，业界和观众口碑、票房都非常好。原来是只有四个孩子的故事，法国的制作公司想把它做成电视系列，在全世界找合作伙伴。
《电视指南》：这与之前您所关注的题材都不大一样，它为什么吸引您？
范立欣：教育是在当下社会特别凸显的，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很大现实意义的全球性话题，我比较关注跟当下社会议题相关的选题，这是我加入的第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涉及我的创作理念。我一直在看世界在做什么选题，发现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做国际化议题的纪录片，一定要有不同国家的样本故事，比如全球变暖、环境移民，必然要在中国或者印度这样大的人口总量或经济体里找样本，但往往这些题材都是西方导演或者电视台发起。至少五年前，很多国际化议题的纪录片在中国的故事，要不就缺位，要不就由西方导演来拍。虽然不能说有偏颇，但是至少不完全代表这个地方的人所处的真实状况。
我总是觉得中国人应该讲自己的故事，用自己的方式，讲给全世界观众听，这是很必要的。拍完《归途列车》之后，我从加拿大回中国，想利用自身优势，多介入国际化题材。不应该老让外国人讲中国故事，这不带任何民族主义或者偏激观点，是我们很有必要在新的时代里，讲自己的故事，给世界听。像《上学路上》这种国际化议题，一定要有中国的故事，否则就缺位了。
《电视指南》：纪录片国际联合制作一般会采取什么方式？
范立欣：《上学路上》的合作模式简言之就是制作换发行。各国制片人自己找投资，换取这个项目的区域发行权。IP所有方法国牵头，还有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和我们联合制作。所以，虽然我是这个系列IP的总导演，但更像一个制片人。我们在自己的国家、版权区找投资来完成制作，各自地区之外的国际版权留给IP的主控法方。用制作换发行，是国际联合制作中比较方便的做法，免去跨国合作中大量财务和法务的繁琐工作。
《电视指南》：您刚才说到想从中国视角表达世界议题，这部纪录片中选取了怎样的视角？
范立欣：要考虑地域性，和教育资源比较匮乏的地区。比如云南拍怒江边上傈僳族的孩子，要溜滑索；新疆靠近塔吉克斯坦的红其拉甫，孩子要骑驴、坐拖拉机、走过雪山。
国际合作，需要考虑自己所在国家的现状特征，同时要考虑整体，看看其他国家已经选的选题。
《电视指南》：您的几部作品都是有投资的，相对于其他创作者而言，还是幸运些，这部片子的投资从哪儿来？
范立欣：都是我自己和朋友们凑的，甚至是负债投资。这对于独立导演来说是非常大的经济风险和压力。
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真的特别爱这个片子，当时看到三分钟片花的时候非常感动，世界各地的孩子，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有不同的语言、肤色，但是都很天真快乐。他们觉得上学是好玩的事，虽然遇到很多困难甚至危险，但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道路。所以这个片子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支持的项目，跟可持续发展计划中教育公平密切相关。
二是，三年前，我觉得中国的纪录电影市场一定会火起来，我想做电影版，所以就大胆投资了。
《电视指南》：您对纪录电影市场的判断的确是这样，更广泛地看纪录片行业，这几年它的成长是什么？
范立欣：从制作的角度来讲，环境变得更好了，从创作角度来说，内容在保持着某种平衡：有短周期、短效应的作品，或说消费产品，也有具有长期价值的作品，二者不可偏废。
当然，这几年大家可能感觉独立纪录片圈的活动和消息变少了，看不到像以前一样喝着黄酒、谈论古今的那些故事了。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我有幸赶上过。但不能停在昨天。也许不必太惋惜，其实独立纪录片一点也没有减少。相反，现在有更多的根据地，年轻的独立纪录片创作者越来越活跃，而媒体纪录片也获得巨大发展，整个纪录片行业蛋糕变大了。
《电视指南》：也有人担心，蛋糕变大后，为了迎合大众市场，会损失纪录片该有的价值。
范立欣：我在做艾美奖评委时发现，入围的有一半是媒体纪录片，可以说观赏性很强，但也有很强的现实性。还有一部分，小制作，个人化有批判性，又非常有观赏性。我们会担心纪录片过度"娱乐化"，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说"观赏性"。我并不反对纪录片更有观赏性，讲好故事并不代表批判性、现实性变弱。
现在大家应该一起庆祝中国纪录片进入丰富多彩、多元价值的时代，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感受。从纪录电影市场来看，有《厉害了我的国》这样官方推动赢得1.4亿票房的，也有《我们诞生在中国》《二十二》这样突然引爆话题的，还有《人生一串》这么接地气的，更有《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样文化感突出的。
从形态来看，纪录片百花齐放，我们不应该再陷入之前所谓的"鄙视链"。媒体纪录片变得特别丰富，也在反映社会问题，也在探索美学、哲学、社会学，很多创作者也愿意用媒体纪录片的方式完成自己的表达。而从独立纪录片来看，它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一直不倒，依旧可以通过纪录片来进行社会观察，当然要选择适合时代的表达。
《电视指南》：更多元化的内容和更广阔的市场是相生的，行业发育可能没有那么快，但已经在往好的方向去，从您的判断来看，接下来，中国的纪录片产业会走向何处？
范立欣：其实可以借鉴国外的发展历程，垂直化是可以尝试的。通过制作理念、技术手段的提升，持续做同类作品，中国需要出现这样的机构。现在的制作公司、机构，看着故宫火了，就搞一堆文化题材，匠人精神、传统火了，就扎堆做这一类，还是在追"点"，而不是按照分工或者类型延展。
我们需要针对某一题材的专业化生产力量，像BBC，做自然类选题，用中国语态来说，它是垂直领域最好的。垂直领域一定要有头部公司做头部内容。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在本土市场拿到最大占有率；二是，聚集足够资源做到国际水准，进入过市场；三是，可以开发细分市场，比说大银幕，或者是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都有很大空间。头部公司未来前景非常好，也将拥有更多话语权。
《电视指南》：所以现在做纪录片，其实空间很大。
范立欣：对，你如果真想记录表达的话，技术、资源都变容易了，只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心思。其实更多是创作者的心态问题，如果有一年时间，你愿意拍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去记录一段历史，还是选择拿薪酬去拍一部媒体纪录片？这是你需要面对的选择。我觉得纪录片IP的开发是目前产业发展的重要议题。比如一个纪录片IP如何树立？又如何去思考IP的衍生市场？比如《上学路上》这样一部纪录片，法方在国际市场出版了画册、故事绘本、视频与动画结合的互动教学内容、线下的巡回展览，都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页:
[1]
